一
60年代初，我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教授文學（真善美），上課時總見她舉起手來。亞里斯多德怎樣分辨不由自主行為和無可自主行為？羅森堡小姐？
大衛·休姆說藝術的規律並非出自理性，而是由經驗得來，此話怎講？誰曉得？羅森堡小姐。
《罪與罰》一書那些「提示情節」有什麼作用？這次看看除了羅森堡小姐以外，還有誰可以答得上來？（沒有人舉手。唉。）羅森堡小姐？
她的答案既準確又有內涵，是熟讀指定預習課文的成果。她也許不是我教過的最有才華的學生——我已經教過不止1000個學生——然而她是表現最好的。羅森堡小姐如果看不懂一段課文，她會再三研讀，或向我發問，直問到她懂了才罷休。她對求學問、辨是非一絲不苟，她勤奮、精力充沛、活躍——是個不折不扣的甲等學生。
她多才多藝，籃球、壘球、足球、網球和劍術把她操練得窈窕健美；棕色的頭髮梳理整齊；深棕色的眼睛晶瑩發亮，笑容傳送高壓電力。雖然我離開全男生大學已經10年了，但我在我的課堂裡看見女生時，仍然感到有點刺激。但這沒關係：我這個老師從來和學生沒有私人的密切來往。
現在問問你們，柏拉圖的「愛梯」的第一級是什麼？都忘了？羅森堡小姐。
我很有興趣地聽一位同事說：我的（也是他的）高材生也會對喜歡的老師「傾慕」。他告訴我：羅森堡小姐來自費城，從小家教很嚴；她表現優異，大有希望在3000多畢業生中居於榜首；她渴望人家的注意和讚賞；她多愁善感，儘管成績優異，仍為學期報告和考試擔憂；在感情預算表上，她的支出和收入同樣龐大，她慷慨地付出感情，也期待獲得回報。
唔，咳。第二梯級呢，誰知道？（沒有人舉手，當然，除了……）羅森堡小姐。
在她取得文學甲等成績之前，我們在辦公室開過幾次會，但到她取得學士學位（全班平均成績最高，因而學校特獎授她第10萬名畢業生的榮譽）的時候，她仍然稱呼我先生，我仍然稱呼她小姐。我聽說有好幾個研究院願意給她提供獎學金，而她比較喜歡芝加哥大學。
我自己也轉了大學。在以後的4年裡，我再也沒有見過、沒有聽說過、也沒有想起過這位優秀的羅森堡小姐。
二
以教書為職業的我，同黑板和粉筆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我上幼兒園開始，半個世紀以來，我離開課堂的時間最多不過幾個月。我對黑板、書桌、講台、研討桌，和對我書房的傢俱一樣熟悉親切，因為它們都是供我用腦時使用的。我是個有家室的人，雖不天生善教，但也教得不壞。我欣然接受賓夕法尼亞州大學之聘，教授英文作文。我一連教了12年，按規章緩緩晉陞和慢慢加薪；我寫了幾部小說，養育了3個孩子。
1960年，我離開了田園風味的賓大，轉入紐約州立大學。校區是個可愛的地方，我在那裡度過了10年，我的婚姻破裂；不過我又完成了幾部書。
60年代最後一個冬天的一天下午，我準備乘飛機到別的大學去做每月一次的演講，這一次去是麻州波士頓大學。因飛機誤點，那位耶穌會的主人將我匆匆推上台去演講，然後催促我去參加那個必須出席的酒會。就在前往酒會途中，許多人前來和我打招呼，要我在書上簽名，又問我些問題。
有個女的頭微微翹起，眼睛發亮，笑著問道：「你還記得我嗎？」
當然。我記得她，她叫羅森堡。她在波士頓幹什麼？我猜想她大概是在這裡的某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也許已經在某大學當助理教授了。「不對，說來話長。」羅森堡女士說。我的主人拉拉我的衣袖。真不巧，我們不能多談一會，因為我必須到樓上參加酒會。
她真的很漂亮：而且不再是個女學生了，而是個富有城市氣息的年輕漂亮的女子。她在討論真善美時常常舉起的手，有沒有戴著結婚戒指？我還沒想到要看，主人已把我推進那已經載了許多賓客的電梯。
電梯的門正要關閉時，她擋住了門，輕鬆地問：「我可以一起去嗎？」我驚喜地代替主人答道：「當然可以。」
她手上沒戴結婚戒指。在酒會上，羅森堡女士和我沒多少時間傾談。我只說了我為什麼來了這裡，而她也只說了她已離開芝加哥，如今在波士頓教書。啊哈，在波士頓大學？
她報以動人的笑容。不，目前在公立韋蘭中學當教師，教授英文。她向來想做中學教師。
我所應盡的責任完了以後，便邀請她到一家餐廳去吃晚餐。我們點了幾個菜，又喝了一些香檳，慶祝我們重逢，為真善美乾杯。「你說說來話長。說吧，我最愛聽長篇故事。」我開口問道。
她告訴我她進了研究院，但無意攻讀博士學位，她的志向是當中學教師，而且希望執教愈早愈好。她在芝加哥大學修讀了一年半之後，一個僱主聘用了她。我們繼續說過去的事。我把我的經過也告訴了她。
三
柏拉圖曾聽蘇格拉底講授：欣賞「至美」始終愛上某一美麗的人和物，然後我們才可能進一步愛上所有美麗的人或物——甚至會學會欣賞這些美麗的人或物的共有品質而不產生佔為己有的慾念——「柏拉圖式的愛」。然後，我們可能學會也愛非物質的東西：美麗的動作，美好的觀念等。至於那些出類拔萃、已得柏拉圖真髓的人，將可以登上終極的電梯上至「純美」的境界——欣賞甚至從美好的觀念中提取的品質。
這是我所瞭解的「愛梯」。我在賓大就是這樣講授的，每一梯級羅森堡小姐都會舉手答問。我們的關係由愛梯的頂極開始，始於是抽像而高深莫測的真善美。現在我這位從前的學生教導她從前的老師，讓他知道這次序是可以顛倒過來的，那條愛梯是雙程的通道，而那架終極的電梯——我可以一起去嗎？——實在是個不壞的起點。
四
她和我不一樣，是個天生的好教師。我們婚後，她很不情願地離開波士頓的公立學校。我們遷往巴爾的摩市，她在聖蒂莫西學校執教，很快便大受歡迎，學生在背後都稱她為「巴思」，說上她的課是「上巴思」。
因為「上巴思」不但能學到大量與課題有關的知識，還會得到（永遠是興致勃勃、充滿精力地講解）大量有關道德知識的教育：對課文負責任，對作者負責任，對語言負責任，對教師和同學負責任，並且對自己負責任。
她的這一套並不是從我這裡得來的。我相信「巴思」在大學時，或許是從她的教授處學到的，而我對這些並非權威。現在在寫這篇文章的「巴思」，在他任教的約翰·霍金斯大學從未參與過那些跟他學寫文章的學生的課外生活，也沒有和他們討論過文學以外的價值觀。不但如此，他還一邊教學，一邊寫東西。聖蒂莫西的女學生「上巴思」，卻給予他們百分之一百職責上的照顧：顧及他們的性格、價值觀、思考過程、寫作能力、文學理解力等。我要學生好才能教得好，學生極差便教得極差。但她卻能春風遍沐，潛移默化。不僅好成績的學生無不佩服，連成績差的學生也都紛紛寫信稱頌她說：「你不但開啟了我的眼睛，而且還改變了我的生命。」要是我也能得到些這樣的評語，多好！
她在聖蒂莫西學校的這些奇跡已經十幾年了，而她還希望繼續下去，至少要再教些日子。她這種苛求自己和凡事必先充分準備的習慣，使她要用不止全日工作的精力，去應付只需一半時間的工作，她像一些詩人和小說家一樣，想要或定要在比一般人少的年份內完成一生全職所做的事。我們對我們遲遲才開始的婚姻，感受相似，心情同樣的悲喜交集。我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當教師大多數工作都在家裡做，我們一年共聚的時間，比大部分雙方都要工作的夫婦兩年裡聚首的時間還要多。
她沒有興趣從事「較高階層」的別種教育工作。對她來說，只有課堂這一熔爐才真正重要，她在那50分鐘的課時裡，講她花了許多小時準備的內容。此外，她感興趣的還有她和學生長時間耐心的談話，以及花許多時間來批改他們的作業：修正用字，精煉造句，發揮思想，書寫評語。要是我的孩子有個這樣的中學教師多好！要是我自己有一個，多好！
五
再過幾年，如果一切順利，我打算不再教書了，到時候我將已執教40年了。學校因為我離去而蒙受的損失很容易彌補。但是如果她也隨我退休，不再在藝術和生活上指導那些女孩子，那損失卻是無法彌補的。有些作家可能會文傳後世，但一位第一流的教師所傳世不朽的，卻不多有，甚至在幾十年後，她以前的學生還會向她們自己的學生、丈夫、孩子、朋友所說：「巴思從前說過……」
我喜歡幻想她的一個學生和我的一個學生偶然相遇，他是個成了名的作家；她年輕得志，在國際銀行界炙手可熱，對文學仍感興趣。她中學時的英文教師非常特別，成了話題。他們在某處的電梯上，到樓上去參加為嘉賓而設的酒會。他們要找一個雙方共通的話題。一人提起了巴爾的摩：咦，他們都在那裡念過書！後來，他們在吃菜和喝香檳的時候，又提起這個話題。她在那裡念過中學，他在那裡念過研究院，聖蒂莫西，約翰·霍金斯。他說的是霍金斯，是八十年代中期嗎？他一定上過她以前英文教師的丈夫——那個小說家的課。
沒錯，我上過巴思的課。
她笑得多麼動人！「你上過巴思的課？」她說，「少吹你的巴思了吧，我們在聖蒂莫西才真正上過巴思的課！」
Author :John B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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